弱女子为父报仇刺杀孙传芳,民国司法是如何判决的(2)
本文摘要:图:媒体关于施剑翘被特赦的报道 施剑翘最后被特赦 “施剑翘案”发生后,民间组织和有名望的个人,向国民政府请求特赦者甚多。⑦ 1936年10月14日,国民政府依据“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”,颁布特赦

弱女子为父报仇刺杀孙传芳,民国司法是如何判决的



    图:媒体关于施剑翘被特赦的报道

    施剑翘最后被特赦

    “施剑翘案”发生后,民间组织和有名望的个人,向国民政府请求特赦者甚多。⑦

    1936年10月14日,国民政府依据“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”,颁布特赦令。特赦令承认施剑翘杀人触犯了刑法,但以其孝行“其志可哀,其情可原”为由,赦免了她的七年徒刑。⑧

    换言之,施不必服刑,但仍然有罪。

    《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》颁布于1931年5月,可视为国民政府“训政时期”的宪法。该法第68条规定:“国民政府行大赦,特赦及减刑,复权。”如此可知,施剑翘的被特赦,仍是在法律框架内对正义的实践,而非诉诸道德或者儒家经典。⑨

    这种坚持于法律框架内寻求正义的方式,是民国司法史上极为宝贵的遗产。今人重温此案,不应仅仅看到施剑翘被特赦这一最终结局,而误以为其系对民意的简单回应、是对孝行的褒奖,更应看到案件判决背后真正的司法逻辑。

    可惜的是,国民政府当日正致力于推动“司法党化”,以至于施剑翘案的判决,竟成为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口中的反面案例。

    在居正看来,施剑翘的行为,“已具备杀人罪的要件,所以法院判处徒刑七年,不能说是不合法”,但孙传芳属于被革命对象,其死“正是大快人心”,且当时一般民意俱要求无罪释放施剑翘。最高法院判决7年徒刑,导致“国家法律与人民常识酿成正面的冲突”。

    居正认为,利用《约法》特赦施剑翘,是一种不得已的对民意的曲线“救济”。如果能够推行“司法党化”,用党义来判决案件,就不会需要这种曲线手段,“假使能够适用党义于判决上,便不难寻出一个名正言顺的办法了。”居正最痛苦的一点是,自己作为司法院院长,没有权力去干涉最高法院的判决,他向往苏联的司法体系,因为“在苏俄制度,中央执行委员会便有权变更最高法院之判决,用不着采特赦的救济方法了”。⑩

    作为司法院院长,居正的这种司法理念,无疑是令人失望的。

    

弱女子为父报仇刺杀孙传芳,民国司法是如何判决的



    图: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行文河北省高院,特设施剑翘的7年刑期

    ①参见天津《益世报》1935年11月14日至12月29日的相关报道。收录于《〈益世报〉天津资料点校汇编 3》,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01,P1566-1577。

    ②(美)林郁沁,《施剑翘复仇案: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,2011,P132-138。

    ③同上,P143-146。

    ④《河北天津地方法院民国二十四年诉字第六百二十二号刑事判决》,收录于:《天津通志·审判志》,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1999,P136-138。

    ⑤同上。并可参见:(美)林郁沁,《施剑翘复仇案: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,2011,P148。

    ⑥最高法院刑事判决书,而是五年度上字第四八六号。收录于:《有关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案史料一组》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,《民国档案》2008年第2期。

    ⑦同上,亦可参见:台湾“国史馆”藏档案《赦免罪行(六)》,数位典藏号:001-101420-0007。

    ⑧特赦令全文,可参见:(美)林郁沁,《施剑翘复仇案: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,2011,P 164。亦可参见:《档案记载:施剑翘刺杀孙传芳被特赦一案》,《档案天地》2011年第12期。

    ⑨《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》,收录于:夏新华等整理,《近代中国宪政历程 史料荟萃》,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,2004,P834。施剑翘的被特赦令,虽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司法院院长居正签署,但或与蒋介石亦有关系,据《事略稿本》,1936年10月20日上午,蒋阅读了“国府十四日明令特赦施剑翘”的报告。

    ⑩居正,《党化司法之具体方案及实施标准法则》,原载《法制周刊》复刊第1卷第11期,1937年3月29日。文章系居正在司法院法官训练所的讲稿。收录于:李在全,《法治与党治 国民党政权的司法党化 1923-1948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12,P216-217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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